我党一贯重视少数民族工作。早在1922年党的第二次代表人会上，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在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中国少数民族实行自决和自治的主张，为中国各民族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又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白准确地提出“动员蒙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的主张。在抗日过程中，我党很重视培养少数民族革命干部，认为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培养有志从事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对于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动员各民族共同抗日，打败日本侵略者。至关重要，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和少数民族工作的逐步展开，当时延安成了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灯塔，吸引着无数有志的革命青年。其中，一大批少数民族青年怀着满腔抗日救国和民族解放的革命热情来到延安，但是他们一般文化较低，对革命理论、政策知道得也不多,因此，下功夫对这些少数民族青年进行文化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有计划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未来的建设人才，便成了我党当时民族工作的战略性任务。1937年，中央党校就开办了少数民族班；1939年后期陕北公学成立了蒙古青年队(55队)；1940年陕北公学还专门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队；1941年陕北公学又成立了民族部。在此基础上，1941年9月创办了延安民族学院。这是我党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它为党的事业，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和各方面的民族人才。

  我是在1939年12月从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调到陕北公学“蒙古青年队”工作。1941年陕北公学民族部成立时，我又调任民族部主任。

  陕北公学民族部开办半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从各个地区来到延安的少数民族青年慢慢的变多，民族部的办学规模已不适应快速地发展的抗日形势和民族干部培养工作。党中央为了从加快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从更广泛地动员、组织各个民族、各个阶层参加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战略目标出发，1941年8月，决定在民族部的基础上成立延安民族学院，随之我调到了民族学院工作。

  1941年9月18日，延安民族学院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这一天非常热闹。7个兄弟民族200多人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庆我党创办的第一所民族学院的成立。学员们敲锣打鼓，张贴标语，出版墙报，有的还扭秧歌、演节目。开学典礼上，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送来了贺词，中央有关部门、西北局和各兄弟学校都派人来校祝贺。

  民族学院校址在延河南的大砭沟，人们也称“文化沟”。在延安，这是有名的文化活动中心。反德日意法西斯大会、抗日周年纪念会、反对高潮大会等近万人的大会都在这条沟里召开。毛主席、朱总司令、贺老总都在这沟里的土台上作过振奋人心的演说。大沟有八路军总医院，八路军大礼堂、中山图书馆、文化俱乐部、自然科学院等单位，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沟”。这沟坡上没有别的什么树木，全是一片片酸枣林，一到初秋，满山红橙橙的酸枣，好看极了。

  民族学院受中央西北局领导，院长由高岗担任，副院长是高克林。党的组织是党总支，总支书记是刘景平。

  教育处由乌兰夫任处长，我任副处长。负责全学院的教学管理、课程设置、教员配备、教材编定、教学法研究、学员的学业考查等。教育处下设教务室、注册室、图书馆、阅览室。工作人员有刘华、王云、徐泉、霍流，杨静仁、冯小明等。

  民族问题研究部是在西北局民族问题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的，刘春任主任。这个部的任务是对少数民族问题做出详细的调查研究，重点是对蒙古、回、藏三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做调查研究，为学校的教育以及党中央制定民族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研究部设有蒙、回、藏三个民族研究室。研究人员有孔飞、克力更、乌兰、马寅、马尔萨(牙含章)、高鲁峰(董英)、刘元复(关起义)，韩戈鲁、海明等。

  民族学院成立时，中央党校的藏彝青年班也合了过来。全院共有学员200多人，聚集了蒙、回、藏、苗、满、彝、汉7个民族的优秀青年，这些青年来自四川、贵州、宁夏、青海。来自大青山、土默川，来自伊克昭盟、察哈尔盟以及东蒙古地区。蒙古族学员人数最多，占全院学员人数的40％左右。其它少数民族学员略少一些,回族占20％，藏族占4％，彝族占4％，苗族占l％。学员中的汉族也不少，占了30%，这是专门为培养从事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而招收的一些汉族学员。学院中许多学员都曾参加了当地的革命斗争，有的是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来到延安，有一些是反抗民族压迫起义来到延安。如甘肃省西海固地区(西青、海原、固原三县)的部队，由于对不满，在马思义率领下暴动起义组成了一个团来到延安，其中的一些青年也编入了民族学院。

  民院的教学单位是班。起初按民族和文化程度编为五个普通班，并开设了一个研究生班。到1942年夏，学员增至300多人，编为7个普通班。各班设一名班主任，负责全班的教学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学员自己选举一名学员班长，负责日常学习、生活、生产劳动的管理。前后担任过各班主任的有王志强、王云、王仲方、周吉、金浪、张杰、韩戈鲁、海明等。除民族问题研究部研究员担任教员外，专职教员有海涛、郑毅、苏冰、包正言、包彦、关起义(刘元复)等。

  民族学院的学程起初定为每期一年、二年、三年不等。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工作的需要以后也不全固定，有的学了一年就分配了工作，有的是三年毕业，有的是学了四年。

  民族学院的教育方针是根据抗日战争形势任务、学校的性质、学员的特点、党的民族政策、党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做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的要求制定的，它要求对学员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教育。要求学员通过学习，基本掌握一些文化科学知识、革命基本理论知识、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律知识、抗日游击战争知识等。培养学员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学员成为少数民族革命和建设的优秀干部，汉族学员成为优秀的民族工作者。

  民族学院的课程内容，是从民院的教育方针出发，根据学员的文化程度和以前学习过的课程情况做安排，既又统一性又有灵活性，普通班重点开设的课程分三大类：

  一类是文化课。包括汉语文、自然常识、历史地理、体育、生理卫生、音乐等方面的知识。学员的文化水平达不到初中程度的班，就以学习文化课为主，兼学政治常识。

  二类是政治课。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的民族政策、中国的基础知识等。学员的文化水平达到初中程度的班，就以学习政治课为主，同时兼学更高一级的科学文化知识。

  三类是少数民族语文课。设蒙古语文课和藏语文课。蒙古语文课是由包正言(包彦)担任教员，我当时担任八班的蒙语授课，这个班就是随纳顺滴力格尔营长起义来延安的30多名伊盟蒙族学员，他们不识汉文，用的是蒙文课本。藏文课是由牙含章讲授。

  研究班学员都是高中文化程度，政治理论课是他们学习的重点，有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史、中国革命同题、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统一战线理论、党的建没，根据地建设等。

  这些课程紧紧和当时的抗战实际相联系，和各个民族历史及其实际生活相联系，和学员思想实际和文化知识的实际相联系。在教学过程中，采取启发性和灵活多样的教育学生的方式。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少而精，循序渐进，多做个别的辅导帮助。对各民族学员都派专门教员进行具体辅导。我记得当时牙含章包教藏族学员，韩戈鲁包教彝族学员，海明包教苗族学员。我在一段时间曾包教伊盟的用蒙语学习的学员。通过学习和辅导，使学员们基本达到两方面要求：一是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为政治学习，为将来工作打好文化基础：二是掌握革命理论的基本知识，初步懂得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规律，阶级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规律。

  民族学院的校风。民族学院因为是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成立的。所以它自成立起，就保持了陕北公学的优良校风,并结合民院的特点以平等民主、团结友爱、艰苦奋斗作为各民族师生员工学习生活的共同准则，树立了新的校风。

  平等民主。民族学员和工作人员中有蒙、回、满、藏，苗、彝，汉七个民族，是中国民族大家庭的缩影,根据马克思主义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各民族学员之间实行相互平等，相互尊重，不允许有任何的民族歧视。在学校，从院长到教师，从干部到学员，一同学习，一同生活，共同劳动，平等民主地讨论问题。各民族的学员都能参加学校的管理，学院的一切重大事情，如教学计划、学校管理等，都让学员了解，让师生员工参加讨论。学校每一个人都有权对学饺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民族学院建校不久就由全体学员民主选举成立了学生会，协助学校搞好教学和生活管理。学生会的干部工作非常热情，经常在各个班里组织学习互助组，开展各种有益的文体活动，出墙报，演节目。为了活跃学生生活，学生会还办起了一个师生俱乐部。在俱乐部开办的时候，他们给毛主席发去一封信，意思是请毛主席给题个词。信发出的第三天头上，学校就接到毛主席的题词，是毛主席用毛笔写的苍劲有力的两个大字：“团结”。大家见后，喜出望外，欢呼雀跃。学员们把毛主席的题词认真裱好，张挂在俱乐部的正中墙壁上，成为鼓舞广大学员团结互助，努力学习的巨大动力和座右铭。学院还选出自己的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候选人，参加延安地区的竞选。当时学院里民主空气、学术空气非常浓厚，同学们创办了不同观点的墙报，如“二日露”、“指针”、“少年报”等，处处呈现了一派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民族学院对各少数民族学员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从各方面给以特别的照顾与尊重。在学校里，蒙藏族学员可以举行跳神舞，回族学员可以到寺作礼拜。寺是定居生活的象征,俗话说：“没有寺，就没有定居的”，陕甘宁边区于1940年10月在“文化沟”建成了一座寺，成了延安地区回族群众的活动中心。每逢星期五主麻日，民族学院的回族师生都要到寺去做“主麻”和进行其它节日活动。学院还单没了灶，吃的羊肉都是由阿訇亲手屠宰。

  民族学院的文娱体育活动也很丰富多彩,唱歌是学员们学习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活动，教师几乎每天都要给学员们教唱一支歌。教唱的歌子很多，有《民族学院校歌》、《义勇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黄河大合唱》等。站队点名，集体开会，都要互相拉唱几首歌，气氛很活跃，士气非常高涨。学员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说说唱唱，蹦蹦跳跳，大家唱歌、跳舞、拔河，非常愉快。每逢节假日，学院还举办文娱晚会，组织一些有文艺特长的青年登台演戏，或到街头表演秧歌剧。学员们热情很高。那时，云世英、克力更、黄静波、达成义等都多才多艺，是学院文娱活动的骨干。教师和学员们曾排演了小歌剧《夫妻送公粮》、《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惯匪周子山》、《反抗》等剧目，在定边、盐池城乡演出时，当地政府和群众团体还为学院捐献了一笔款，支持鼓励学员们的演出。

  团结友爱。在学院工作的干部和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来自各个少数民族，其中有员、也有员，有的来自边远的东北、西康、贵州，有的是从朝鲜、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回国的华侨，有的是贫苦牧民的子弟，有的是富豪人家的后代。他们都是为了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学习抗日救国的知识走到一起来的，抗日就是他们团结友爱的政治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民族学院组成了一个平等、同结友爱、抗日的民族大家庭。大家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学员与学员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干部之间，各个民族之间，班组之间，互相关怀，互相爱护，亲密无间，和睦相处，充满革命情谊。有一次，学员李丰突然得了阑尾炎，被送到中央医院动了手术。住院期间，同学们不管学习多么紧张，也总要抽出时间去看看。出院那天，更是热闹，十来个学员请假到医院接他，并用担架抬着回到学校。同学们见李丰回来了，一下子全围了过来，又是握手、拥抱，又是问长同短，见到学员们之间那股亲热劲，我也深深感动。我让班里给李丰单独安排了一个窑洞，学员们轮流给他打饭、担水，洗衣服，关怀备至。在同学们热情照料下，李丰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在民院没有人搞什么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民族主义，汉族的教师、汉族的学员对少数民族的教师和学员非常尊重，各个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尊重。当时的校歌成为各个民族学员团结奋斗的共同心声，每当唱起它，都能给人以鼓舞和力量。这校歌是刘春作的词，内容是：

  这首歌，我和学生们不知唱了多少遍，今日回忆起来更是倍感亲切，心潮激荡。当年，民族学院的学员们就是唱着它走上光荣的学习岗位，又是唱着它奔向抗战的前线!

  艰苦奋斗。民族学院从成立时起，就学习抗大、陕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注意培养学员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学校领导和学员们一起开荒种地、喂猪养牛、纺线烧炭，样样都干，为学校创造了不少财富，解决了生活困难，工作人员、学员也经受了磨炼。

  民族学院的整风运动。1942年2月1日，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报告，号召全党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运动。提出：“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伐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就一定得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于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就在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全面开始了。

  整风运动开始后，这年春天，乌兰夫调往中央党校学习。同年夏天，高克林调任绥蒙工委书记。我被任命为民族学院秘书长，主持日常院务工作。刘春兼教育处长，宗群为副处长。

  民族学院的整风运动，是以学院工作人员为主，学员们的整风，主要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进行正面教育。整风中，民院紧密结合学院的实际，重点放在整顿学风、文风，在领会整风文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检查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检查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学生的方式，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我是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也是学院教’学行政负责人，因此，我经过学习文件,认真作了检查，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这对全学院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其他领导干部，教职员工也开始从自己思想作风上作了检查。这一年的整风运动绝大多数都是学习整风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

  1943年3月，为了加强整风运动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把延安的几个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多的学校合并起来，成立延安大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民族学院、行政学院等都合并一起。延安大学校址设在桥儿沟，校长是吴玉章，副校长是周杨，秘书长是宋侃夫。这时民族学院从大砭沟（文化沟）搬到了桥尔沟。

  在延大，民族学院教学和行政管理仍旧保留着原来的建制，实行单独领导，而整风运动转入以深入学习和检查为中心，统一归延大领导。民族学院的整风小组也进行了调整。组长是刘春，成员有龚亦群、宋友田、宗群和我，龚亦群兼总支书记。刘春、龚亦群主管整风，我和宗群主管教学、行政和生产。这时，高级班的一些学员已经相继调出分配工作，其他各班学员除文化课照常进行外，都转入了整风学习。学员们的政治课教育以学习整风文件为主，主要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人〉发刊词》、《反对自由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文化程度稍高的学员主要是指导阅读，辅以讨论（提出讨论题）讲解。文化低的学员，就由教师按照文件讲解，然后讨论，加深理解。

  1943年夏，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民院的教职员工由学习文件转入思想检查和历史审查。这时“左”的倾向开始抬头并扩散起来。那时，听到会部长康生的一些讲话，说什么延安有大批特务，从敌占区、国统区来的人有不少是“失足者”，是“抢救对象”。并指示保安部从各机关学校抓走一些人集中审查，进行大小会斗争,实行“车轮战”和“逼、供、信”。这时，党中央也发出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要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整风要求。就在这种气氛下，延安各机关、学校的审干和“抢救失足者”的运动全面展开了。延大由鲁艺先开始，把政治历史、社会关系复杂的教职员工列为抢救对象，进行重点审查和大小会规劝，动员交代问题，进行“抢救”。民族学院也卷入了这个旋涡。虽然我们是比较谨慎的，但是也曾对几个教员和学员进行了“抢救”，采取了一些“左”的做法。联系到审干“抢救”运动发生的偏差错误，在这以前，有一件令人不快之事一直使我难以忘却。

  1943年初，西北局派赵通儒(1939年至1946年曾任伊盟工委书记)到民族学院了解干部情况,我只感到他是上级派来的，要了解谁由他去找谈话，我没有过问。半个月后，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突然被赵通儒叫起，来到赵通儒住处，那里已有几个人在等着，我一进屋，赵通儒就指着其中的一个人对我说：“这位是边区政府保安处的李启明，他们要带几个人去审查。”李启明对我说：“你们学院的牙含章、刘元复、包正言，高鲁峰、胡镇、马寅、霍流、云北峰有政治嫌疑，要带走审查”，我问有什么嫌疑?’他们一字不露。因为赵通懦介绍说他们是保安处的，我只好领着他们一个窑洞挨一个窑洞地把这几个人叫起来，由他们带走了，这时我才明白，赵通儒住在民院半个多月，原来就是了解这八个人的。事后我想，了解这八个人的问题为啥不和我通个气呢?这几个人都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从统治区或日寇占领区经过我党、我军的关系介绍到延安学习和工作的，民院组织上虽然没有对他们作专门审查，但还做过一些了解。因此，我对赵通儒他们的做法心中有些不满。

  第二天早晨，八个人被带走审查的事，很快在学院内传开了。上午，赵通儒让我召集学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上他说：“这八个人有历史问题，有政治嫌疑，已由边区政府保安处带走进行审核检查，这是必要的，与其他人没关系，学校要照常上课学习，不要大惊小怪。”尽管会上做了说明，会下又做了解释，但学校内教职员工和学员们的心却有些不安。从这件事看，1943年夏秋延安整风审干中发生的“抢救”运动“左”的错误，实际这年初慢慢的开始了。由于民族学院的干部和学员大多数是从农村、牧区来的少数民族，社会经历最简单，大多数不需要过多审查，因而民族学院的审干、“抢救”运动只对几个人的审案发生了“逼供信“左”的错误,

  1943年8月15日，党中央、毛主席发现了整风审干中出现的偏向和恶果，正式做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及时发布了九条方针，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原则，从而纠正了康生的错误，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甄别工作。民族学院经过甄别工作，审查清楚了所有人员的政治历史情况，干部学员中没有一个特务和坏人。我们对那些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伤害的作了和道歉。也给那八个被带走审查的全部，1945年“八·一五”日寇投降前，给他们重新分配了工作。

  民族学院的整风运动，除了在审干“抢救”运动中发生的“左”的偏差错误外，通过整风，干部和学员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领导干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了我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检查了自己身上存在的“三风”和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转变了工作作风。学院的一般工作人员和学员在整风中也普遍受到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他们自身存在的小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受到一次严重的冲击和改造，使他们的党性得到了锻炼。这对全学院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学员政治上和思想上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民族学院的大生产运动。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相持阶段，日寇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发动第三次大规馍高潮，他们极力从经济上封锁陕甘宁边区，企图以此来限制革命力量的发展，给边区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为客服困难，打退的进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整个边区在整风的基础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民族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和学员积极地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民族学院从成立的那天起，每年都把生产列入计划，组织学员和教职员工开荒种地，纺线织布，砍柴烧炭等，领导带头，大家动手，自力更生，解决困难，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民院学员多来自工农牧家庭，而在延安的生产劳动又有新的重要意义，因此学员们生产劳动的自觉性和干劲很大，这在延安是出名的。

  起初，一些学员对大生产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说什么，我们在家就是种地放牧的，到延安来是为学习抗日救国的真理，而不是为学习种地放牧。也有的说，我们文化低，知识少，不如让我们少劳动些，多学习些，早日到前线去打鬼子。针对学员的这些思想，我们向这些学员深入地讲解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生产劳动和抗日救国的关系，使他们提高了认识，积极地参加大生产运动。同学们边学习、边劳动，你追我赶，热情高涨。他们从学校劳动生产的生活中既得到乐趣，又获得丰收的喜悦，学到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领。

  1943年秋冬，未解决延安地区各机关、部队、学校的取暖问题，各单位都抽调人员上山去烧木炭。民族学院学员因为劳动好出名，因而承担了为延安大学冬季取暖烧木炭的任务。这年秋天由我和宗群带队上山烧炭。我从各个班挑选了一些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共有50多人，到去南泥湾方向的一个叫瓦房的山上。这个山沟距延安有50多里，那里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柞树满山遍野，浓荫蔽日。当地的老乡腾出窑洞让我们住，还耐心地教我们如何砍树，如何挖炭窑，如何装窑，如何看火候等。我们在空闲时候，还帮助老乡担水、推碾子、干杂活。这里的老乡很贫困，连吃的盐都没有，我们就把自己吃的盐分一些给他们。我们还在晚上给老乡们上识字课，宣传抗日形势。我们和当地群众的关系处得很好。

  烧炭是一种艰苦的劳动，先是选好适合烧炭的树木，伐倒后，砍成两米长的木段，再运到炭窑，由专人装入窑里点火烧窑,烧到一定火候，就要封窑，几天后取炭出窑。烧窑关键是会看火色，老乡经常教我们怎样看火候,出窑背炭更是艰苦。要冒着几十度的余热从窑中把炭背出来。有一天，我从窑前路过。正碰上出炭，只见刘金(云世英)和其他学员都是穿着一身破单衣，从窑里出来，汗水淋淋，除了两只眼睛和牙齿是白的外，浑身上下都是黑乎乎的，就象从染缸里捞出来似的，乍一见面都不敢认了。人人汗流浃背，满面黑灰,学员们争先恐后，抢着干。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劳动,我们共烧出木炭30多万斤，解决了延大全校的冬天取暖问题，受到校方和教职员工的热情称赞。在我们烧完木炭、返回延安时，学校组织教职员和学员们敲锣打鼓，扭着秧歌,在路口热烈地欢迎我们凯旋归来。在延安大学生产劳动表彰大会上，我们受到了特别的奖励,我被授予“先进生产者”的称号，李永年、李文精、云治安、张培德(李景山)，刘金(云世英)、王占清、云生格等同学受到了校方的特别表扬。冬天，当每个窑洞里生起旺旺的木炭火盆，洞里暖烘烘，教职员工和学员们感激而又赞叹地说：“这是民院烧炭队给我们送来的温暖。”

  1944年4月，民族学院整风结束。为了贯彻整风精神，使教学更好地与实际相结合，也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更有力地动员少数民族参加抗战，西北局决定把延安民族学院从延大分出迁到定边，以后又迁往城川、靖边，兴县，至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民族学院的学员大部分参加了解放伊克昭盟的战斗。至此，民族学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奉命撤销。我是在民族学院撤销之前，1945年5月间奉西北局命令调往绥蒙而离开民族学院的。

  延安民族学院是一个的大学校。从1941年创办到1948年结束，历时八年。八年中，民院为我党进行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也为全国解放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一大批少数民族的领导骨干和优秀的民族工作者。一批一批的毕业学习成员积极做出响应党“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去!到困难的地方去!”的号召，踊跃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去。

  在校学习中，看似那么普普通通的学员，但当他们回到本民族地区，就如鱼得水，和当地群众结合在一起，发挥很大的作用。经过长期锻炼，有不少人担负了中央或本民族地区党政军等重要领导职务，也有不少人成了某些行业的专家或文学艺术家，在为中国各民族的解放以及本民族的区域自治和建设中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许多毕业的学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顽强，机智果敢，屡建战功，不少在战争中英勇牺牲。如关起义烈士于1947年1月6日在锡察草原一次同匪徒战斗中死得非常壮烈。关起义，又名刘元复，蒙古名吉鲁木图。1904年出生于辽宁省康平县西关屯的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在东北大学读书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东北义勇军，投入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义勇军失败后，他几经周折，满怀救国的理想和振兴蒙古民族的愿望参加了以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为首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他坚决反对蒙政会中亲日派的投降活动，当德王彻底投靠日寇，出卖民族，背叛祖国时，关起义愤然离职。1940年，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关起义奔赴延安，到民族学院任教。工作中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深得同事的尊敬和学员的爱戴。1942年在审干中，被以“日特嫌疑”审查，后被劳动改造三年，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是，他始终没有失去对党的事业的信仰，以自己光明磊落的胸怀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日寇投降后，他才被释放。此时，他又以新的革命热情，来到张家口参加了内蒙古自治运动，当选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并光荣加入了中国。1946年底，他被任命为察哈尔盟代理盟长，领导干部群众为保卫锡察人民与反动派的武装进攻作殊死的斗争。1947年1月6日，他带领一些来到啥叭嘎区奇门地沟宋家营子开展工作，不料被匪徒突然包围，为保护党的，他放弃突围的机会，决定自己掩护其他突围,他只身依据碾房向敌人射击，凶恶的敌人对他无可奈何，劝降不成，便围着碾房点起了大火，关起义视死如归，在熊熊的烈火中壮烈牺牲。l947年2 日 27日，锡察行政委员会举行了追悼大会，深切悼念这英勇的革命战士。我以悲痛的心情在会上致悼词。他生前的战友们为他写了《挽歌》。

  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学员还有朱玉珊、李世昌、云晨光、云贵生、赵青山、图布新、雷明利、秦子华、扎木苏、金玉、杜明星、杨秀清、沙克沙等。他们在学校时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的丰功伟绩与世长存，他们的英名水垂不朽!